古有云“民以食为天”。而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全球粮食生产、消费、贸易、市场、供应链等多个环节受到严重冲击。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都已预警粮食安全风险，以及全球饥饿人口的增加。近期中国政府多次强调的“六保”目标中，也将粮食能源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新冠疫情是否会导致新一轮粮食危机？如何迅速采取措施维持粮食供应链正常运转？全球疫情会引发粮价飙升吗？

　　带着这些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邮件专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Maximo Torero），请他一一作出解答。

　　《国际金融报》：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David Beasley）曾经说过，世界“正处于饥饿大流行的边缘”。在您看来，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导致全球粮食危机吗？我们现在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吗？

　　马克西莫·托雷罗：世界谷物库存充足，总体收成前景向好。比斯利确实指出，存在食品无法输送至最需要的地方的风险。事实上，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但如果我们保证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食品供应链运转良好，就不会出现全球粮食危机的风险。虽然物流瓶颈已经出现，但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证实我们可以避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转变为粮食危机。

　　《国际金融报》：您认为，目前粮食供应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马克西莫·托雷罗：如果各国实施出口禁令，那将增加风险。粮农组织强烈敦促避免发生此种情况，并且希望各国能听取这一意见。粮食供应和安全的最大风险始终与全球经济收缩有关，经济收缩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非常严重。这是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担忧的问题，尤其是在收入较低的地方，一些家庭已经在购买食品上花费了很大一部分预算。需求减弱也可能对生产产生负面影响，生产端将从高价值和营养丰富的食品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替代品上。在其他灾难发生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例如，人们偏向于专注卡路里并减少了水果、蔬菜和动物蛋白的摄入。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应设法通过收入支持措施来帮助较为贫困的家庭，并支持从事高价值和易腐食品供应链的商家维持经营。

　　《国际金融报》：在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哪些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

　　马克西莫·托雷罗：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为脆弱，因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这些国家每1.35亿人口中就有7300万人被认定为处于IPC （编者注：IPC全称为“食品安全综合阶段分类”，是用于衡量粮食不安全程度的指标，级别越高显示风险越大）3级饥饿水平或更严重的水平。南亚和近东一些国家也很脆弱。值得注意的是，还有47个国家/地区的另外1.83亿人被归类为IPC2，这显示“不堪重负”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且状况有恶化的危险。正是在这些国家中，我们观察到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专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例如，与2月14日相比，苏丹、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粮食价格分别上涨了21.8%，16.3%和12.1%；还需特别关注小岛屿开发国家（SIDS），他们几乎全部依靠粮食进口，而目前由于旅游业的崩溃和汇款减少，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国际金融报》：在您看来，中国会面临粮食危机吗？诸如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应如何应对粮食问题的挑战？

　　马克西莫·托雷罗：目前并没有看出中国会出现粮食危机。中国在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方面已取得巨大飞跃，谷物库存水平很高。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确保照顾到最贫困人口，他们大多在农村地区。这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财政激励措施和多种方式来完成。中国、印度、秘鲁和许多其他国家正在部署相关措施。简而言之，避免粮食危机的第一步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病毒大流行时期，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安全。

　　《国际金融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4月份世界粮食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下跌，但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国家的食品价格飙升。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粮食价格承受力？

　　马克西莫·托雷罗：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可以衡量玉米、糖和棕榈油等主要贸易食品的国际价格。而各国国内食品价格，即人们购买食品时实际看到的价格，包括其他食品（例如蔬菜）的价格，还反映了加工和分销成本以及商店加价等因素。因此，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可能会下降，而各国国内食品价格会上升。

　　但是，从长远来看，推动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的因素可能是非常强大的，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衰退导致需求下降。粮价下跌会损害农民的收入，并可能促使一些人改变种植的产品。同时，如果粮食价格下降而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得更多，可能损害人们对粮食价格的承担能力。大流行之后的重建，将在许多层面对决策者构成挑战。

　　《国际金融报》：新冠病毒大流行正在打击供需双方，如何长期管理食品供应链，并为食品供应链可能遇到的未来危机做好准备？

　　马克西莫·托雷罗：考虑到诸如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土壤健康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少花钱多产出势在必行。仍有许多需要提高效率的地方，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农业单产仍然太低，而人口继续出现增长。这需要专注于投资，意味着发展包容性增长模型，确保最弱势群体获得充足的食物。粮农组织的“牵手行动”（Hand-in-Hand Initiative）就专门针对界定和促进此类投资和行动。大流行也使我们想起了会遭受其他冲击的可能性。在类似破坏性情况下，较短的食品供应链将非常有价值。如果在危机期间必须暂时缩短供应链，我们应该设计食品系统，使其能够抵御冲击，正常运行。

　　《国际金融报》：迫在眉睫的粮食短缺令人联想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担心食品供应的大型出口商限制了出口，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我们应该从2008年的粮食危机中学到什么？这一次的影响与先前的危机带来的影响有何不同？

　　马克西莫·托雷罗：这次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在2007年-2008年的危机中，全球粮食库存量很低，当时的问题是粮食供应。出口禁令和贸易限制加剧了这一问题，并在某种恶性循环中推高了粮食价格。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向G20国家和非洲联盟成员国的农业部部长致辞时，强烈反对贸易限制。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此次的问题有所不同，我们目前必须设法避免全球经济下滑，进而导致食品价格跌至灾难性低位。当前，趁着某些农产品价格下跌，一些脆弱地区可重建粮食战略储备。

　　《国际金融报》：全球应该如何配合努力来帮助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马克西莫·托雷罗：国际合作势在必行。重要的是不要忽略那些需要粮食救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并向依赖粮食进口且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较贫穷国家提供额外援助。这种帮助包括协调决策，以抵消在全球经济下滑中经常发生的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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